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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间:2019年10月24日 16:45 来源:卓安抢红包助手 阅读量:3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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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安抢红包助手卓安抢红包助手卓安抢红包助手  第十一条 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对依法应当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各类事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根据项目性质、投资规模等分类规范投资审批程序,精简审批要件,简化技术审查事项,强化项目决策与用地、规划等建设条件落实的协同,实行与相关审批在线并联办理。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第二十三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创新服务,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拓展创新空间,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等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公用企事业单位运营的监督管理。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国家推动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统,逐步实现市场主体在一个平台上办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纳入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的动产和权利范围另行规定。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参加评比、达标、表彰、培训、考核、考试以及类似活动,或者借前述活动向市场主体收费或者变相收费;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完善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考核和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其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并合理增加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支持,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五)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参加评比、达标、表彰、培训、考核、考试以及类似活动,或者借前述活动向市场主体收费或者变相收费;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第四十五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有关要求,依法削减进出口环节审批事项,取消不必要的监管要求,优化简化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清理规范口岸收费,降低通关成本,推动口岸和国际贸易领域相关业务统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国家依托一体化在线平台,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优化政务流程,促进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及时将有关政务服务数据上传至一体化在线平台,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确保共享数据安全。   有了“惩戒权”,教师怎么用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中上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对教师拥有“惩戒权”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喜是忧?记者深入一线,探寻真相。  专家:“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董圣足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教师有顾虑:惩戒是否影响师生、家校关系  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告诉记者。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说。她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  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有的惩戒,比如抄写、罚站,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甚至10年前,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今天就不再有用,因此,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刘海燕说。  严寅贤也表示,作为一线教师,面对学生之错,不能动辄惩戒,要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某男生,整体素质非常好,但课堂老睡觉。老师问:为什么总是睡觉?学生漫不经心:习惯了,忍不住。教师惩戒:罚站,批评,但几无效果。  老师灵机一动,来个“嵌名”式调侃(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前提是:当事人能接受,绝不伤害其尊严。于是,老师写了一首“嵌名诗”“问君想闯睡觉难关?问君可走康庄大道?问君愿沐春日朝阳?”待这位学生再酣睡,老师迅速板书;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令其看黑板,大声朗读。学生始则犯懵,继而大笑(全班皆然),继而朗读。老师宣布:若“旧病复发”,黑板上默写“嵌名诗”。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  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慢跑”“罚站”  写入条例的“慢跑”“罚站”是不是变相体罚,中间的度如何拿捏,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储朝晖认为,“这无疑是变相体罚,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一定需要用‘慢跑’的方式,但是如此写入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在很多国家,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慢跑’等细则”。  但严寅贤认为,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广东省规定的慢跑、站立,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就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一味迁就未成年人,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  除了尺度的拿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  而家校关系中,负担最重的一方,也许是老师。董圣足认为,惩戒权的出台,除了完善教育规范,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减负”的意义在,让他们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刘海燕认为,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学习习惯好,和同学相处融洽。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刘海燕说。  同时,刘海燕认为,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以天津市为例,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我们当初师范毕业,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传帮带’。现在的新教师,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各个专业都有,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对于孩子的心理、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有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这样一来,和学生、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刘海燕由衷地说,“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希望教师入职之前,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  (本报记者 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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